中国律师的现实生态与未来发展(20011年的文章2016年发表)

2016-04-06

中国律师的现实生态与未来发展

——在“推动律师业科学发展给力法治天津建设”论坛的演讲

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辑  刘桂明

2011年4月28日  天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律师:

  大家上午好!

  首先要非常感谢张法连区长的盛情邀请!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当我知道这个论坛定了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天津市的领导、河西区的领导一定是与时俱进的领导,是最讲科学发展的领导。

  大家知道,这个题目里面有非常时髦的两个字,去年流行全国上下、流行全国人民、流行各种各样群体的一个词——“给力”。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传统词汇当中没有“给力”这个词,所以我们能用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来作为我们的研讨主题,可见我们河西区的领导太有智慧和眼光了。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由河西区人民政府来主办这样一个活动更加合适,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说过去的律师业发展是别人的事情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就应该是我们河西的事情了,就是天津的事情了。无论是河东还是河西,此时此刻,都有必要应该一起来应该来看看过去、看看现实、看看未来。

  对我我个人来讲,我曾经在律师界工作了十多年。五年前,我觉得自己已经赶不上律师业的发展,于是就将自己自动淘汰了。但是,我还是依旧在关心、关注着律师业的发展。无论我是在团中央工作,还是在中国法学会工作,在任何一个岗位,都会关注着律师业的发展。所以我也经常思考,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下,律师业该如何发展?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个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我也想讲讲在当下中国律师业面临什么样的生态,未来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发展模式。

  在我个人看来,这个时候提提生态建设非常有意义。我们都知道,现在律师业的交往、交流越来越频繁。过去律师之间的交往,限于通讯和交通的问题,只能通过行政和行业的会议进行交流,但是现在已经不需要了。现在律师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的空间越来越大,网络使律师之间的交流交往变得更加迅捷和方便。更重要的是,现在社会、科技、政治、经济上都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矛盾,也就是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态平衡问题。接下来,我从八个方面讲讲律师业面临的矛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矛盾才能取得持续、平衡、可协调的发展。


  第一是政治生态。刚才,王公义主任讲了中央发了文件关于律师定位的问题,所谓政治生态就是中国律师业制度层面的状态。不管西方国家如何定位,在我们国家,首先有一个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对每个律师来讲,首当其冲必须关注的一个定位:在中国传统的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在这四个字下面,我们又有了“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这意味着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下的中国特色背景下的一个制度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律师来讲,现在出现了党建工作,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这在别的国家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生态。所以律师不管是业务交流还是学术研讨,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有了这个前缀,才有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有了这个定位,就给律师戴了一个帽子,如果说律师过去戴过国家的帽子又摘了的话,现在党中央又重新给律师戴了一个帽子,那就是律师制度的政治性。现在关键是如何将这个帽子真正地戴到头上,也就是律师业发展中如何落实政策的问题。比如说,选拔优秀律师进入党政机关、选拔优秀律师进入政法机关的问题。在1996年《律师法》之后,律师一下从天上掉到海里。如果当时把国家法律工作者定位于“天上”的话,当时就是一跳到海底。如何使一部分优秀的律师从海底走到岸上来,这就是党中央高层决策的深度意义。所以,如何使一部分优秀的律师成为整个政治架构的一部分,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这个定位,应当是目前我国律师业政治生态所需要关注的关键点。

  第二是法律生态。我们都知道辩护制度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法律制度在政治制度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律师制度在我们国家到底是种“必要”还是“需要”还是“不要”?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把法律看做是一座灯塔,也没有把律师看做是使灯塔明亮的职业人士。如果他们看到的话,律师将考虑在政治定位确定之后接下来的法律定位。做为律师的法律定位,律师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经历了四次变化:第一次是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给律师定位的是“国家法律工作者”;1996年《律师法》颁布之后,又将律师定位为“社会法律工作者”;2000年脱钩改制的时候又给了一个定位叫“中介法律工作者”;2007年的《律师法》重新起草和颁布之后,我们才发现一个真正科学的总结性的定位,就是“接受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实际上这个定位可以叫做“自由法律工作者”。只不过现在我们的管理层面,从上到下都非常害怕“自由”这两个字。其实,所谓的自由并非完全的没有规范的自由,而是自由地选择当事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发展空间。我认为“当事人”是律师法起草当中是最科学,也是最关键的三个字,因为当事人当中既有法人,也有自然人;既有公权力,也有私权利。当律师为公权力服务的时候就是在为政府服务,当律师为私权利服务的时候就是为社会、为个人服务。同样,当我们为法人服务的时候就是为企业为团队服务,当我们为自然人服务的时候就是完完全全为个人服务。所以2007年《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是最完美的定位。这个定位就是我们的法律生态,但是还是没有落实,就像政治生态一样,未来如何落实。在法律生态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如何真正使律师成为一个自由法律执业人士。

  第三是社会生态。社会生态也是一种矛盾,如果说政治生态、法律生态是一个矛盾的话,那么社会生态同样也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需要律师,一方面又觉得不要律师。现在对律师的评价是褒贬不一,有的人说律师是最需要的人,也有的人说律师是讨厌的人。所以,现在法官看到律师就会觉得很麻烦,检察官看到律师就心烦,党政官员看到律师就眼烦——反正就是烦。我曾经说过一句在律师界流传比较广的一句话:“律师是一个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烦。听起来很阔,做起来很难的职业”——这个“难”就是说我们律师职业乃至律师制度只是得到表面上的认识,但尚未在社会生态中得到认知乃至认同的一个职业。

  第四是经济生态。这是指我们律师业如何实现从行业到产业之间的转变,这也是一个矛盾。刚才海伟秘书长介绍了律师业去年整个一年的收入是330个亿,这个数字作为一个行业来讲,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但是,若要使律师业成为一个产业,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现在如果各地律师都能像北京律师一样成为当地GDP1%的时候,我们律师业应该是一个产业化的开始了。我不知道天津律师的收费占了GDP的多少,如果能占到1%以上,那就是我们产业化一个非常好的开始。这就是经济生态表明,如何实现从行业到产业的转变与平衡。

  第五是职业生态。也就是律师职业如何落实政策的问题。比如说在刑事辩护中的会见权、阅卷权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的问题。如何使这些权力得到落实,就是我们在职业生态当中如何落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职业环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执业环境非常恶劣,尤其在刑事辩护当中。现在隔一段时间会有些敏感案件,我们对这个敏感案件怎么看,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律师执业怎么看。有的人说律师是为坏人辩护的人,其实这句话从法律上讲没错。但是,这句话隐含着某种道德的评价。当律师是职业的时候,我们不能从道德去评价一个律师。所以,在职业生涯中如何实现诉讼和非诉讼业务的可持续化,这是我们在职业生态当中所要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第六是区域生态。区域生态是指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律师业的发展,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律师业的发展,这些是区域生态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证券业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大城市占了大部分江山。我想这就是在律师业务当中所体现的区域生态的不平衡,而我们强调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就是平衡。同样,在天津,在大部分律师集中的河西区,还有其他区县的律师发展怎么样,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生态平衡问题。在一个城市,城区和郊区的律师如何实现平衡,首先应该是一个区域生态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第七是管理生态。这是一个最不好讲清楚的生态,我们现在的律师管理是叫“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指导和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20年来,这种“两结合”管理生态下的律师业管理面临许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到底哪些工作归司法行政管,哪些工作归律师行业管。这些年,在律师协会换届选举中发生了一些非常敏感的事情,比如律师协会会长选举的问题,还有一些敏感案件的问题。实际上,所有这些问题完全可以让律师协会自己解决。尤其现在在党建工作的前提下,司法行政不需要介入太多。所以,律师的管理生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协调和持续,这是我们所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是“两结合”下的行业自律,我们也可以讲行业自治,但是就像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不敢说,同样律师协会行业自治也不能说。当律师业在党和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律师业真正能实现行业自治的时候,也是科学发展到来的时候。

  第八个专业生态。在我个人看来,专业生态和区域生态是有关系的,比如在大城市专业化的律师比较多,在中小城市,万金油式的律师比较多。如何克服万金油的情况,在大城市已经解决。但是在中小城市、西部地区还很难解决。那么就需要党和政府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空间。比如证券业务的发展完全是司法部和证监会两家联合为律师业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说实话,中国律师业从1993年开始能够实现突飞猛进的变化,就在于证券业务的拓展。现在类似这样的拓展还缺少太多的空间。所以,在专业生态上,除了律师个人的主观努力之外,还需要党和政府更多的关照、关心和关怀。所以,在专业生态上如何使专业化成为现实,是我们在科学发展当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八个生态,无论是哪种生态,都面临一些问题,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实现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要克服八个生态当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如何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两个发展,一个是在身份上将越来越泛化,另一个是在专业上将越来越细化,这是两大发展的模式。所谓泛化是指将来有一部分律师是政府律师,是公职律师,也就是为公权力服务的律师;还有一些律师是商业律师、社会律师、个人律师。律师在身份上因为当事人、因为法律给律师带来了一种新的定位,“当事人”三个字给律师业的服务对象、服务模式、服务空间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谓律师将来的身份将越来越泛化,是指律师将不再只是“海里”的律师,到时我们既有“天上”的律师、也有“地上”的律师,还有“海上”的律师——这是身份上越来越泛化。未来专业化的律师,我们将见到越来越多的很多没有听过的专业的律师。在专业化进程中,有的是从实体上解决,有的是从程序上解决,这些方面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和党和政府政策的关照,律师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将很快能实现。所以,身份泛化和专业细化将是我们中国律师业未来进一步科学发展的模式。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

 

 

 

 




“推动律师业科学发展给力法治天津建设”论坛


天津北方网讯:

   2011年4月28日,由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天津市律师协会、北方网协办的“推动律师业科学发展给力法治天津建设”论坛在市政协俱乐部召开。论坛旨在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重点探讨律师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未来发展方向,积极推动律师行业更好更快发展。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全国律协副秘书长、《中国律师》杂志社社长李海伟;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刘桂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工商联主席张元龙;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祖文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雷颖君;市国资委副主任乔秀权;市司法局副局长傅立英;市司法局副局长陈金明;河西区委书记沈家聪及部分区领导应邀出席会议。

  中共河西区委书记沈家聪在论坛上致辞,对河西区政治、经济发展概况、律师工作发展情况以及全区“十二五”期间的工作展望向与会人员做了简要介绍。截至目前,河西区共有律师机构65家、律师717名,23名律师当选区级以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广大律师坚持服务经济发展,帮助市场主体依法从事经济活动,预防化解经济纠纷;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积极参政议政,担任政府法律顾问,参与普法宣传;积极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代理诉讼、参与调解、涉法信访工作和各种公益服务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来自京津两地的领导、专家学者和律师代表进行了主旨发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席张元龙以“法律是照亮人类前进的灯塔”为题进行了发言;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系统阐述了律师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和保障;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总编刘桂明对中国律师的现实生态和环境、理论动态以及律师的未来生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天津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刚阐述了天津律师的发展现状,发展弊端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华从律师职业定位、加强律师党建和律师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在随后的现场访谈环节,主持人就“律师参与服务重大项目工程、律师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律师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风险控制、律师面对滨海新区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法治天津的标志与内涵”等5个方面与主讲嘉宾进行了观点互动。

  此次“推动律师业科学发展给力法治天津建设”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广大律师业务交流、学术碰撞和思想交汇提供了重要平台。

   河西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法连主持了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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